东坡于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至四年谪惠，经停过东莞县城，长住惠州府城和归善县城（今惠州市惠城区）。与他密切相关的这三座古城，当时分别是什么情形？或者说，930年前东坡看到的这三城是怎样的？现作一简要考证。

东莞县城

一、人口3000名左右

当时东莞县城人口，目前暂未查到史料记载，推测3000人左右。

宋承唐制，县分等级，不过在七等之外增加了次赤、次畿和中下三个等级。其中，赤、次赤、畿、次畿、望、紧六级县，主要依据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地位，并结合人口数量确定；上、中、中下、下四级县，主要依人口数量和地理位置确定；1万户以上者为望县，7000户以上者为紧县，5000户以上者为上县，3000户以上者为中县，不满3000户者为中下县，1500户以下者为下县。每三年考核升降一次。（注1）

东坡在绍圣三年一月写给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司程正辅的信说：“博罗正月一日夜，忽然失火，一邑皆为灰烬，公私荡然……百姓千人，皆露宿沙滩，可知！”（注2）博罗定为中下县（注3），则总户数不足3000户，如按平均每户4-4.5人计，则全县总人口不足1.35万人；住县城百姓约千人，则是约占县总人口10%。

明崇祯《东莞县志》明确记载，唐代和元代，东莞县定为中县，宋代为何等无记载（注4）。

如按中县上限4000户、平均每户4-4.5人计，则当时全县总人口约1.6-1.8万人，如10%住在县城，则有1600-1800人左右。

如按上县的上限7000户、每户4.5人计，则全县3.1万人，如10%住在县城，则约3000人。

如按广州下属8县平均每县17907.63户、每户4-4.5人计，则全县7万-8万人，10%住县城，则有7000多人。

当代人口高密度城市，每平方公里一万人，容积率2.0、人均100平方米住宅面积。考虑到宋代县城只有0.45平方公里，容积率不到1，人口总量不应超过4500人，故取3000人左右这个中间数。

二、滨海城市

唐肃宗至德二年（757年），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，县治迁至“到涌”（今莞城），此后未曾变更。

宋代县城在原土城基础上改筑为砖城。明崇祯《东莞县志》记载：“邑之旧城，砖砌。东南循到涌为城，即今放生桥壕是也（放生桥，即德生桥，在东莞中学南校区与东莞宾馆之间的市人民公园门楼内侧）。”（注5）

推测当时城东门在今东门路、东正路路口，西门在今市桥，南门在今人民公园德生桥位置，北门位置不详，总面积约0.45平方公里。

黄旗山之余脉，延伸至城内东北角，名为壬峰，县衙背依此峰，坐北朝南，城东边以癸水为护城河，南边、西边均以到涌为护城河；西北有水系联通东江南干流，南边有水系联通狮子洋。

据赵凡夫《从东莞诗词看宋以来莞城的水陆变化》（注6）考证：在宋代，今东莞宾馆停车场、新华书店、草塘、金牛路、戴屋庄、鸭仔塘一带，仍是海洋；东莞中学南区的南端，还是一片沼泽。所以，宋代建城墙不包制高点钵盂山、道家山于城内。

1966年东莞博物馆对镇象塔进行了发掘和迁移。当时，石塔露出地面的只有部分石幢柱，高约106厘米。深挖之后发现，塔下并无象骨等遗物遗存，反倒有比建塔时间晚116年的“元丰通宝”铜钱，石廓底下0.88米以下为纯黄色沙子，是未经任何扰动的海沙堆积层，说明南汉大宝五年（宋太祖建隆三年，962年）兴建资福寺、筑镇象塔之时，寺址（今莞城中心小学）之前一百米左右，仍为海边，不便立塔。过了一百多年以后，到元丰年间，今象塔街34号一带已经淤成陆地，莞人才将象塔向前移置至此。

据以上情况可知，当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东坡贬惠州，路过东莞之时，县城实为滨海城市，县城南边以到涌为护城河，登上南城门楼可见护城河堤之外数十米处，以及今草塘、金牛路一带，仍是一片汪洋大海。

道家山，在莞城西南隅。上有上清观，旧址在今之市工人文化宫所在。据明邓云霄《凤凰台诗社重修记》记载，上清观传说建于梁武帝时期（503-548年），北宋政和四年（1114年）县令改建，立三清像。观左有雁塔，始建于南宋淳祐年间（1241-1252年）（注7）。依据前文考证和现今地势分析，推测道家山，其东北面与县城隔浅海相望，其西南面绵延经现今莞城政府楼址至红山一带，再到蚝岗一带，形成一脉低山岗地，是古人滨海而居的好地方，所以先有5000年前的蚝岗贝丘遗址，后有梁武帝时期兴建的山顶道观，再有政和四年改建之事，可以采信。

据此推测，政和四年之前20年东坡经过东莞之时，道家山“凤凰台上金鸡叫”之名景，当时已经出现。

三、莞人轻施乐舍

宋代东莞人，“轻施乐舍，甲于四方”。其依据，参见东坡元符三年十月在广州所写《资福寺罗汉阁记》云：“四方之民，皆以勤苦，而得衣食。所得毫末，其苦无量。独此南越，岭海之民，贸迁重宝，坐获富乐。得之也易，享之也愧。是故其人，以愧故舍。海道幽险，死生之间，曾不容发。而况飘堕，罗刹鬼国。呼号神天，佛菩萨僧，以脱须臾。当此之时，身非己有，而况财物，实同粪土。是故其人，以惧故舍。愧惧二法，助发善心，是故越人，轻施乐舍，甲于四方。

东莞古邑，资福禅寺，有老比丘，祖堂其名。未尝戒也，而律自严；未尝求也，而人自施。人之施堂，如物在衡；损益铢黍，了然觉知。堂之受施，如水涵影；虽千万过，无一留者。堂以是故，创作五百，大阿罗汉，严净宝阁。涌地千柱，浮空三成，壮丽之极，实冠南越。”（注8）

四、人象之争

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政权曾组建以战象为核心的特殊作战部队，可见当时野象数量较多、有象可驯。

南汉大宝五年（宋太祖建隆三年，962年）秋天，莞城郊外野象成群，踏食田禾，民苦无奈。南汉官府禹余宫特使邵廷琄组织捕杀，烹肉赡军，聚骨埋地，在资福寺之前建造

了石经幢（俗称镇象塔），镇压野象，超度象魂，并在塔上刻文记录此事。（注9）

宋开宝六年（973年）开始，朝廷禁止岭南诸州民捕猎野象（注10），但落实不力。宋淳化二年（991年），曾知广州的李昌龄上书皇帝说：“雷、化、新、白、惠、恩等州山林有群象，民能取其牙，官禁不得卖。自今宜令送官，以半价偿之，有敢隐匿及私市与人者，论如法。”诏从之。（《宋史·李昌龄传》）

到东坡路过之时，东莞县已经多年不见野象踪迹，野象已退缩至粤北山区、西江谷地等处。

不过，邻近的惠州府境内仍有野象活动。北宋官员唐庚（1069-1117），在政和元年（1111年，即东坡离惠之后14年）至五年贬官于惠州，期间写有《射象记》一文，生动记载了惠州历史上一次人象冲突事件:政和三年（1113年）三月，一头野象闯近惠州城北门，数百人手持戈戟、弓弩等围攻，监税官蒙顺国一人盲目逞勇被象踩踏身亡，因缺乏统一指挥，旁观者溃散，野象负伤逃走。

五、盐业兴旺

宋代东莞有靖康、大宁、东莞三大盐场，盐业生产销售兴旺，是岭南盐业重要生产基地。据北宋元丰年间（1078-1085年）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，东莞盐场隶属广州盐仓管辖，实行盐丁制役使灶户。

据《靖康谱》记载，西晋元康元年（291年），茅洲河流域河口以南的海岸，南到福永，设置了归德盐栅；北宋后期，归德盐栅升格为盐场；南宋时，归德盐场衙署在沙井衙边村附近，该村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南宋嘉定十三年（1220年）、盐大使周穆所建龙津石塔，是深圳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物。元、明两代，归德盐场是广东十三大盐场之一。清初，归德盐场因禁海迁界盐课司衙署被破坏。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，东莞县的靖康场产盐日少，由归德场大使兼理，归德场遂改名归靖场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归靖场、东莞场全部裁撤，实行改埠为纲，盐田池漏拆毁净尽，养淡改作稻田。

惠州府城

一、人口约2万名

惠州府城人口，暂未查到史料记载，推测约2万人。依据：

一是惠州府总人口约20万人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记载：宋元丰年间（1078-1085年），惠州4县，共61121户（注11），按每户4-4.5人计，共约24.4万-27.5万人；按10%住在府城计，则有2.4万-2.7万人。

另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记载：宋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惠州4县，原籍25434户、客籍21558户，共46992户（注12），按每户4-4.5人计，则有18.8万-21.1万人；按10%住在府城，则有2万人左右。

二是绍圣二年惠州驻兵约1000人。当年五月，东坡致程正辅信（第三十首）说：

“今且体问得逐营事件如后：

一、本州管澄海两指挥，禁军皆有营房，不外住。（略）

• 清化指挥见管二百三十人，只有官屋三十间（略）

• 牢城指挥见管二百六十人，只有官房四十间（略）

• 泉州客军一百五人，并无营房（略）

• 信州客军九十六人，见管营房七间（略）

• 广州客军九十人，不曾与置营房（略）

……如惠州兵卫单寡，了无城廓，奸盗所窥，又若营房不立，军政堕坏，安知无大奸生心乎？”（注13）

据此信统计，当时驻惠州官兵合计近1000人。如按兵民比例1:20计，约有2万住民。

三是东坡当年有文说“鹅城万室”。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东坡在白鹤峰购地建屋，新屋上梁时写就《白鹤新居上梁文》云：“鹅城万室，错居二水之间；鹤观一峰，独立千岩之上。海山浮动而出没，仙圣飞腾而往来。”（注14）此所谓“鹅城”，是惠州之别称。“万室”，意即“万户”，按《文献通考》卷十一《户口考》，北宋元丰三年官方记载，广南东路有565534户、1134659口，户与口之比为2.01。按此比例计，“万室”即2万人左右。东坡是官员，应该能够得知所住地惠州官方的人口数字，笔下所记不会相差太远，故此数可信。如按每户4-4.5人计，则有4万多人，可能过多，对此可理解为东坡写诗，以“万室”泛指人多，并非实数。

二、滨江临湖城市

隋朝开皇十年（590年），循州总管府治从龙川县，迁至归善县梌木（即枫木）山。自此，成为后来历代州府级治所。至宋代，惠州府城初具规模，傍丰湖（今西湖）而建，开有东、西、南、北4门，周长约2里。

州、县两城隔江相望。在西枝江和东江的交汇口，苏东坡倡建了东新浮桥，惠州府城位于其西边，归善县城位处其东边。

合江渡，是宋代梌山东南麓、惠州府城小东门外的一个渡口，是惠州对外交通的主要水路通道，也是官员往来和吏民进出的重要途径。当年东坡乘船抵达惠州府城，应是在合江渡上岸，之后暂住合江楼。

合江楼，在郡衙之东几十米处，是北宋惠州府城专门接待广南东路最高级官员——经略安抚司（俗称帅司）、转运使（俗称漕司）、提点刑狱司（俗称宪司）、提举常平司（俗称仓司）的官办宾馆，也是他们的临时衙门。苏东坡在惠州期间得到州守詹范和宪司程正辅的关照，曾两度在合江楼居住。这里可以饱览“海山葱昽气佳哉，二江合处朱楼开”之胜概，享受“江风初凉睡正美，楼上啼鸦呼我起”（《寓居合江楼》）之惬意，感受合江楼下“歌呼杂闾巷，鼓角鸣枕席”（《和陶移居二首并引》）之市井气息。

所以，东坡寓惠之时，惠州府及归善县城，都是滨江临湖城市。

三、言语不通

苏过《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》云：“岁丰田野欢，客子亦少休。糟床有新注，何事不出游。春云翳薄日，磻石俯清流。心目两自闲，醉戗不惊鸥。茅蒋谁氏居，鸡鸣隔林丘。曳杖叩其门，恐是沮溺俦。但苦鴃舌谈，尔汝不相酬。筑室当为邻，往来无惮不。澄江可寓目，长啸忘千忧。傥遂北海志，馀事复何求。”

其中，“但苦鴃舌谈，尔汝不相酬”，意即苏氏父子与当地人之间语言不通、难以交往。推测只有其中的北方近期迁居者、地方上层士绅，与他们能以官话相谈。

唐代韩愈曾贬阳山县令，在《送区册序》中有说：“言语不通，画地为字，然后可告以出租赋，奉期约。”与韩愈的这种情形相比，东坡父子当时语言沟通的困难虽然犹在，但是应该小很多。

归善县城市井寥落

归善定为中县，户数在3000至5000户之间，县治位于府城之外，江水之东、白鹤峰之南，并无城墙，市井寥落，每日止杀一羊。

东坡借住的嘉佑寺，位于归善县治东侧，极为偏僻，东坡《和陶移居二首并引》诗云“昔我初来时，水东有幽宅。晨与鸦雀朝，暮与牛羊夕”（注15）。

注1：齐子通《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》，《历史地理研究》, 2021年 41期。

注2：《苏东坡全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9年12月第1版，卷一百《尺牍·与程正辅（七十一首）》之第十八首，第2621页。

注3：《惠州市志》，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出版，2000年3月第1版，第一编《政区》，329页。

注4：《东莞县志》，明[崇祯]张二果等著，杨宝霖点校，东莞市人民政府，1994年1月重印，卷之一《地舆志·城池》，第20页记载，唐、元皆定为中县。

注5：《东莞县志》，明[崇祯]张二果等著，杨宝霖点校，东莞市人民政府，1994年1月重印，卷之一《地舆志·城池》，第22页。

注6：《东莞诗词俗曲研究》，杨宝霖主编，乐水园印行，2002年5月，第442-462页，赵凡夫《从东莞诗词看宋以来莞城的水陆变化》。

注7：《东莞市志》，东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第1次印刷，第二十二编《文化文物胜迹》，第1152页。

注8：《苏东坡全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9年12月第1版，卷五十九《记·广州东莞县资福禅寺罗汉阁记》，第1563页。

注9：《东莞市志》，东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第1次印刷，第二十二编《文化文物胜迹》，第1159页。

注10：《惠州市志》，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出版，2000年3月第1版，《大事记》，第19页。

注11、12：《惠州市志》，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中华书局出版，2000年3月第1版，第三编，《人口·人口规模》，第439-450页。

注13：《苏东坡全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9年12月第1版，卷一百四《尺牍·与程正辅（七十一首）》之第三十首，第2625-2626页。

注14：《苏东坡全集》，中华书局出版，卷一百五十六。

注15：《苏东坡全集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09年12月第1版，卷四十诗集，第1013页。